昨天我遇到多個陌生和相識的人,事後想來,總覺得有一條透明的線在串連著。
上午在太子等貨車,鴉蘭街的泊位滿了,司機在廣東道把車泊好,與我失之交臂。我們用電話保持通話,好不容易找到對方。他滿頭白髮,比我想像中老,架著太陽鏡,戴著白麻布手套,右邊頸項有燒傷的痕跡。他在貨車裡取出手推車,我看見車尾箱裡還有好幾包書,是《空中小姐》,沒有在意。他說把手推車借我,其實是想我親自把九箱《月台》運上二樓,我不依,硬要他幫我送上去,才肯在送貨單上簽字。
下午陽光斑斕、炎熱,我到灣仔會合花苑,在一間叫「美的」的茶餐廳(燈箱招牌看來卻似「美狗」),吃過炒飯,便到陳湘記取走餘下的150本《月台》。這時我們遇到三個搬書的女孩,我認出了Billie,原來她正要和朋友把書送到會展去。因為書太多,路又遠,我們便一起乘坐的士。在車上,我發現Billie的中學同學,就是《空中小姐》的作者林頌華,那刻,正坐在花苑身旁。我們談到印刷和發行的事,一會兒,便到達會展了。
偌大的書展會場,到處是紙箱、木板和膠紙,無數的書排成牆壁或高塔,也有亂散在桌面上的,我根本沒法找到想要的東西,遑論自己的新書。只是,探訪過紫羅蘭書局、Kubrick和藝術發展局攤位,放下寄售的《月台》後,我在明報攤位找到《鯨魚之城》的海報。在香港,要堅持寫作有多難,我想已不需多言,我也曾經擔心自己能否寫下去,尤其在《她和他的盛夏》出版以後,大學時期的存貨都集結成書,真怕自己再沒有可寫的了。看著海報,想到《鯨魚之城》是我的第十本書,疑慮似乎轉淡,讓我有寫下去的信心。這幾年發生的一切,彷彿只是要我明白到,除了寫作,再沒有我做得好又感到快樂的事情了。
跟皇冠出版社和明報出版社的舊同事和朋友打招呼後,我和花苑離開會展,在地鐵站分別,她送《月台》到aco藝鵠,而我則到藝術發展局辦公室放下樣書,然後再往APM。在Kubrick門口的扶手電梯上,我遇見Eileen,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,彼此都感到驚喜。我以為她仍在德國公司工作,沒想到那公司已倒閉,她曾轉去一間英國公司,但兩三個月前也離開了,現在是freelancer。她說freelancer的生活叫人徬徨,我十分明白,並想到不知不覺,自己做freelancer已經四年。擁有正職的朋友如何能明白,那種事事親力親為,卻又身不由己的感覺?必須要有過人的自制和忍耐,才能抵受那長期的無力和孤獨。也許,我只適合這種孤獨的生活方式,至於Eileen,還需要時間去證明,她是否如此生活的適應者。
也許,正是這份孤獨,讓我和花苑等人走在一起,辦一本沒多少人讀的文學雜誌。而《月台》竟成為一條透明的線,把我和這些不同的人串連起來,我想一份雜誌,能單單做到這樣,就足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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