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有沒有心理預備,接受歷史改變的結果?
出席城邦書店舉行的「天星-藝術介入社會」研討會後,腦海裡不斷回響花苑的話:在社運中,藝術的力量不比行動的力量小。如果不是她的天星版畫,我也不會如此留意天星,以至後來的皇后運動。藝術的力量是滲透性,並非爆炸性的,結果就以版畫、攝影或文章的姿態,不知不覺鑽到我的內心了。天星事件一周年的今日,歷史似乎改變了,我們看到市民開始關心文化保育議題,施政報告不乏相關措施,灣仔市集和景賢里等也保留下來,但我跟另一講者曾德平一樣,不敢樂觀。政府和社會大眾的思維仍沒改變,他的話揮之不去:我們教授創意的,就是希望學生運用創意建立自己的世界,但現實是畢業後,他們為了生活,只能運用創意來服務大企業或跨國集團,那我們還教什麼呢?教育還有什麼希望?
我想起寫作班的學生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