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9 November 2009

一切朝著這方向細細流動

今個學期的寫作班已近尾聲,三個完結了,很愛那些學生。

還有五班繼續著,但別離的音樂已經響起,
流浪在十一月的街道。

最近都忙於改學生的作文和備課。

堅持每天寫小說一千字,但偶然會失敗。

幾乎讀完《1Q84》的Book 1了,啃長篇小說的久違耐性正回來。

今天有反高鐵遊行,抱歉我已沒力氣參與這些事,不是工作忙,而是對「反對不合理世界」和「共創美好世界」這兩方面,都完全死心了。花苑為此事做了兩款貼紙,覺得o岩聽請傳出去。

三部小說的雛形在內心冒出,可能是未來三、四年寫的量。

有種鑽進殼裡的傾向,想靜靜地生活。

等待那日子來臨。一切朝著這方向細細流動。

15 November 2009

藍色記事本

(原刊《字花》22期)

微寒,寧靜,斯德哥爾摩。你做的肉丸濃湯,散發著濃烈的黑椒和迷迭香氣味,在我回到香港兩年後的今日,仍偶然以錯覺的姿態給我鼻子帶來刺激。你在客廳的角落,點起藍色的蠟燭,我靠著這微弱晃動的光線,翻開記事本,抄寫火車時刻表和尼斯的旅館地址。碗碟在廚房砰砰作響,你的手如此潤濕。

在羅馬,我買了一套三色的記事本。文具店名叫Fabriano,你說這是意大利中部一個城市的名字,後來才知道,今天這店子在海外,以至日本都可以找到了。三本簿子分別是紅色、藍色和綠色,薄薄的,手掌大小,用的是歐洲中世紀紙張,紙質堅韌,但刻有虛線能夠輕易撕下,隨時作便條使用。封面和封底是手繪的漩渦圖案,印在刻有直紋的硬卡紙上。京奧期間,花苑看見我用紅色的那本,便說那是火炬的祥雲圖案。

紅色漩渦轉到盡頭,充塞著不外是瑣碎的事情,第一頁記下了要交給藝發局的文件、印刷公司的銀行戶口號碼,然後有朋友的住址、寫作班日期和負責老師電話。密麻麻的一頁,劃去了那些學校講座,中間幾頁,寫著《月台》開會記錄、文學月會等講座筆記,還有到超市購物的清單。

現在,我打開了藍色的一本。新本子帶來興奮,也必夾雜憂慮,就像保羅.奧斯特《神諭之夜》那本藍色筆記本。曾幾何時,我希望在本子上寫滿即興的詩句、小說的構想,但每一次,填滿它們的必然是公事、瑣事,換個角度看,或許這些事情才是重要的,比有關寫作的一切來得更重要,甚至分割著我生活裡的每分每秒。這種隨身的小開本筆記本,總是隨時隨地按需而寫,書寫的人彷彿陷於漩渦之中,幾近無知無覺。

俗語說: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,翻看那本已經寫滿的簿子,對我來說,要抵達寫作的羅馬根本沒有半條明確的路徑,我只能在生活裡一再轉折,走過那些殊途同歸的隱路窄巷,就如迷失在一座陌生的城市。如果不是你來接我,我早就闖出車站,惶惑地在斯德哥爾摩街頭打轉了。可以想像,這本藍色記事本,寫滿了,也不外是工作備忘、電話地址和購物清單,在漩渦的盡頭,並沒有任何奇異美好的東西在等待我。

我默默記下這些瑣事,右手按著簿面,摸著它好像摸著一層微暖的皮膚。我發現,原來我也是一本簿子,無須翻揭,不用著墨,自自然然便記住,生活中可有可無的痕跡,以及寫作和人生之間那些幽深的小徑。許多已經有人走過,但書寫的人必須自己走一次,儘管在前面等待的,是一個接一個漩渦。

這是每個作者最神秘而不可告人的藍色記事本。

蠟燭熄滅,然而燭光殘留在視網膜上,閤上簿子,我又彷彿嗅見熟悉的氣味。做我的記事本,注定不能保存什麼傳世的詩句或章節,只能在記錄生活瑣事的百無聊賴中,偶然窺見永恆。

12 November 2009

作家與「作家」

學生問:
作家是否多數因為不滿世俗/現實,或是懷才不遇而寄/意/情/抱負於文章?

這問題並不罕見,它像根刺,又像電光在我腦際閃過。或許我們心裡,作家都是無用的人,他們什麼都做不好,甚至無所事事,唯有會用文章表達不滿,比立法會某些議員更熱衷去破壞和諧。然而,我們很少會問,那些政治家、運動家和廚師,是否因懷才不遇、不滿現實,文筆又差,才寄情政治、體育和做菜?

學生可能很容易便能舉出政治家、運動家和廚師的「作為」和「貢獻」,而我也須承認,對於作家能夠做些什麼,我是無法說得清楚。
正因作家拙於政治,疏於運動,做飯又差,才能成為作家吧?尤有甚者,他們的天賦與天職,就是表達對現實的不滿,挑戰權威,抗衡主流,在這強調和諧的世代,他們被冠以「滋事份子」之名。

至於另一些「作家」,他們活得好好,過著品味的生活,隨時隨地去旅行,嘆世界,對現實還有什麼不滿?懷才不遇是其次,最重要是懷財,他們的作品便是強化這種生活、品味,鞏固此世界的工具,在書店舉目皆是,無須再多作介紹。

同學應該要問的,是我們的社會需要作家,還是「作家」?

08 November 2009

積極

這是一種弔詭的傳染病,在其面前,我們注定錯誤,注定是憂慮症患者。

接受某間女校的小記者訪問,我被要求說些積極的話。主編是個中六生,她向我要積極的信息,並重複了許多遍,像電視節目「霎時感動」不停重播。我說:沒有積極的話。她們問:有什麼話向那些想做作家的同學說呢?我的答案是「放棄吧」。在香港做作家,是不得了的事情,可說是錯得離譜,我是不鼓勵的。我的志願並非作家,我不過寫過幾本書而已,根本無法賴此維生。我所有朋友都無法靠寫作糊口。唯有明知這個現實,仍願意把頭栽進去的人,才有資格繼續寫下去,否則,他還是儘早放棄好了。還能說什麼積極的話呢。

談到旅行,我說在獨自旅行的過程中,最大的得著是孤獨。同學聽見,都說我消極、「個人好灰」。我感到好笑,反問說「人人必有一死,這話消極嗎」,她們答消極。或許我不應說出這話的,但我發現我們的積極,是一種抽離現實的積極,也是不肯承認現實、承認人生困頓的積極。它無知、膚淺,甚至達到醜陋的地步。或者我對高中生要求太高,她們年輕,前路有太多的未可知。但我擔心,這種積極正像傳染病擴散,充斥我城。誰知它將如何變種?看來我又過慮了。

在這裡,積極、正面、樂觀已經變成主流,似乎感染此病的人都能抵禦逆境,甚至人生定局。失敗者都是不積極、不正面也不樂觀的人,這樣說來,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孔子,還有深明世道之難,回歸自然並著書濟世的莊子也是此類。我的心境也許太老,總是相信真正的積極,必先體會並認識人生的種種限制和困苦;只走可走的路,只做社會證明能成的事,還需要什麼積極不積極呢。這話甚難,對中學生,對這世代而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