僅餘的晴天

凌晨時分，在法國交流的心慰用msn問我西班牙值不值得去，我的答案當然是值得。為她介紹西班牙城市時，我重新看到去年旅行的照片，低矮的樓房、古堡、藍天，覺得夏天的氣味還是那邊來得濃烈。

與唐睿在田心吃午飯，天晴炎熱，就連風扇吹來的風都是暖的。我們總是不期地談到寫作和文學，討論我們同代的作家時，我不無感慨地說：我是欣賞卡夫卡的，但是香港，甚至全世界，都不需要多一個卡夫卡了。唐睿引用黃仁逵的話說：我是玩音樂的，不是玩吉他的。十分精警。

星期五午後，依然天晴，我到中央圖書館主持文學節講座，那是尷尬的時間，想來的朋友都要上班。開始前關生說只怕連五十個聽眾都沒有，結果全場超過百人，始料不及。朋友說關生和崑爺好像謝賢和史太林，卻不知道如果想認識香港新詩，大可從他倆的作品開始。

星期六開始局部地區有雨。文學節講座上，一位老伯直斥講者的言論無情無義，他說香港是借來的地方、借來的時間，自然沒有紮根的文學。說罷揚長而去，講者連回應的機會也沒有。其實《月台》的經驗告訴我，在香港從事文學創作，從來都是沒有立足點的。《月台》創辦時，也同樣用上借來的時間(工餘)和借來的地方(朋友的公司)，就算成功申請藝發局資助，都是借來的錢。潘國靈說得好，「我們都是裂縫裡長出的野草」，正是香港文學的縮影。一個城市如果資源有餘，讓匱乏者能夠借用，其實是美好的事。我爸那一代的人，都是隔著鐵閘看人家的電視長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