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花苑認識始於一個時差,零五年中我離開出版社後,公司請了她,我離開她就來了,於是我只有從舊同事口中知道她的存在,後來才在網上聊起來。記得第一次跟她見面是零五年尾,一個相當和暖的下午,她穿著粉紅背心在地鐵站等我。我們由麻布茶房食到紅螞蟻,由白天聊到晚上,做創作的人總是這般投契(花苑,我可不能帶你去文華酒店和飛鵝山啊,呵)。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。有次看到她的貓版畫,我建議為這些畫題詩,結果在《月台》創刊號實現過來。後來她在《幻聽樹》發佈會上給我一封信,告訴我原來為畫作題詩的念頭,竟完了她跟中學同學未完的夢想。這大概就是最初我們親近起來的原因。短短一年多,今年的一月一日,我到模達灣她的家裡參與派對,曲終人散以後留宿一晚,還在小小的工作間裡,替她拗傷的腳掌捽跌打酒。人與人的關係,與誰走近、與誰分別,有時十分微妙。
不過我要說的親密關係並非這些。記得第一次跟花苑見面那天,席間她送我自製的postcard,那是她中學時代的作品。我捧著那四張postcard,看著她筆下的十字面女孩,隱約感到眼前這個常常大笑的女孩充滿力量。後來跟她相處多了,認識的日子久了,就發現她的力量還深不見底,可以發揮和進步的空間很多。她蘊藏的力量不單是創作力,還有生存的力量。雖然有時我們的生活很潦倒,但花苑還要一個人搬到南丫島去,獨自適應新生活,被蚊蟲叮咬、被惡犬咬傷、跟原居民打交道,照顧家裡的貓大鐵和小鐵。那是生活的迫不得已,但同時也只有真正有勇氣和力量的人,才可以面對這些生活的困窘。這種生存的力量,跟她的創作力相輔相成,所以我相信,只要她把目光放遠一點,即使今日失意,但前路將會更開闊。
我開玩笑地說跟花苑關係親密,並不是曖昧的親暱,而是一種惺惺相惜的關係。我了解她的本質,欣賞和佩服她,記得在出版《月台》之前,我已經跟她說:你要做我的御用畫師啊。
時間過得很快,到了天星事件的時候,她做了一幅廣為流傳的天星版畫,而我則憑畫寫了〈下一班船〉。花苑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畫家,可以跟自己的文字創作配合起來,達至crossover的效果。我們明明在做自己的事,她有她做版畫,我有我寫詩,但兩件事放在一起,又奇妙地融和、平衡、互補不足。我珍視這種創作關係,甚於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。
而最重要的是,我相信她。雖然有時候我們的想法不一樣,有時我過分正經,有時她忙亂得無法把事情做妥,但我相信她的能力,即使她對文字並不敏感,有時會語言智障,但她善於觀察和感悟,在生活的孤獨和無力裡走出來,從而鍛煉得到的生存能力,成了她最大的後盾;我相信我們會在對方身邊,一直走下去,儘管前路仍那麼朦朧不清。
花苑聽後跟我說:
所以囉,你就是可洛吧。我知道你相信我,有時我想,你不在時我就會覺得很失落了,像這個世界沒有這樣一個人這樣的相信我。
我們的親密關係就是這種惺惺相惜和互相信任的心情。
花苑,我會繼續相信你。
記得在皇后碼頭吃零食的日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