鹿兒島市立美術館

(刊於《大頭菜文藝月刊》第二期)
 
回港前一天，颱風逼近，狂風大雨，遊客中心的接待員勸我們不要去櫻島，因為火山警報已經提升到第四級，難保安全。我們聽從忠告，改道到鹿兒島市立美術館。曾參觀沖繩美術館的我，對這裡的美術館不抱期望，畢竟鹿兒島市並非大城市，美術館和規模和展品份量，自是跟東京等大城市的難以相比。

乘坐City View觀光巴士的「城山・磯」線，在第五個站下車，在西鄉隆盛像旁邊的，便是鹿兒島市立美術館了。這裡離市區不遠，過一條馬路便是中央公園，再走十分鐘左右，便會到達熱門旅遊勝地「天文館街」。雖與市區為鄰，並且接壤近代文學館和市立博物館，但美術館的設計者似乎有意把她區別出來，在館外開鑿一條小小的護城河，夏天開滿荷花，有錦鯉游曳。美術與生活，若即若離，那恰當的距離正體現在美術館的位置和建築上。

美術館很小，兩層高，但甚具氣勢，祖母綠的屋頂，用大塊麻石砌出素潔的直線，入口的立面則是弧形的，去稜角，立時變得親切。而入口外面，有雕塑，有座椅，根本就是一個可供閒坐歇息的小廣場，可惜風雨太大，只能匆匆一瞥。

正值開館30周年，美術館舉辦以高更為代表的後印象派畫展，法國西北部的風景，以及印象派畫作裡靜謐的意境，撫平了我們被風雨擾亂的心情。美中不足的，是特展只有日文和法文介紹，我們不但在舌頭上，連眼睛和腦袋都陷入失語的境地，不禁在展廳和藝術的時空裡迷失。

幸好二樓的常設展示室裡有英文介紹，這裡是我認為最有意思的地方。美術館用藏品書寫西洋美術的歷史，由十九世紀到當代，由印象派到新表現主義，每個時期和每個流派，都擺出一二展品，用藝術品做出最簡潔有力的說明。在展示室裡走一圈，就像上了一課美術史。

我發現美術館雖小，又位處日本邊陲，但是館內也不乏鎮店之寶。其中就有莫奈的《睡蓮》，以及畢卡索和馬蒂斯的畫作。莫奈的《睡蓮》，想是《日出印象》以外，他最為人熟悉的作品了。這畫是一個系列作，約有250張。我想鹿兒島能收藏其一，也甚有意思，蓮花意謂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，而鹿兒島人則是「倚火山而不驚」；儘管有四級火山警報，櫻島的居民也撤走了，但住在鹿兒島市的人，卻生活如常；學生上課、電車準時到站和駛開、到了晚上，居酒屋裡總有醉酒的老頭；我想最擔心火山爆發的，反而是我們這些欠缺火山常識的異鄉人了。

館內展出了兩件馬蒂斯的作品，一件是剪紙，另一件是人畫像，畫裡有一位穿黑色紗裙的女子，站在陽台上，以空洞的眼神凝望觀畫者，陽台下是尼斯海灣，猛烈的陽光使得街上的人與馬車，都變成一片剪影，而一身黑色的女子，彷彿也是影子的延伸。這張畫在書裡和網絡上也很少看到。馬蒂斯中情法國南部的陽光，晚年在尼斯住下來，我想他也一定會喜歡鹿兒島，同樣有南國風情，有海灣，有毫不留情的日照。

除了西洋藝術，館內也展出了鹿兒島畫家(他們稱為鄉土畫家)，包括黑田清輝、藤島武二等的作品。其中不乏以櫻島火山為題材的，在畫裡，有沉睡的火山，有激烈噴發的火山，有從鹿兒島市看過去熟悉的一面，也有從櫻島上或其他地方才能看到的面貌，神秘得如月球的背景。雖然火山警報提升到第四級，但我們在鹿兒島的日子，火山依舊平靜，無煙無火，爆發的唯美和暴烈，只能靠畫作來想像。

會到鹿兒島旅行，是因著火山，也因為看了是枝裕和的電影《奇蹟》。電影裡，老人喜歡伸出手指，任火山灰在指頭上積聚，薄薄的一層。指頭變成調色盤，鹿兒島市則是巨大的畫布，櫻島火山用新而古老的火山灰，繪畫出這座城市。

雨未停，我們坐在接待大廳，忍受著館內嚴峻的冷氣。拱形的象牙白天花板，非常明亮。一對母子進來，母親到洗手間去，想是抹拭雨水，重整儀容，十四五歲的兒子把鞋脫下，讓冷氣吹乾雙腳。我隔著落地玻璃，看見外面有車，有樹，和傾斜的傘，朦朦朧朧，雨水也不甘寂寞，要畫一幅屬於它的印象派畫作。
 

沉迷故事的人

(找回早年替《信報》寫的文章)

近日讀到台灣作家楊照的《故事效應：創意與創價》，令我不禁想著我和故事的故事。

大概命中注定，我是屬於故事的。童年最深刻的記憶，不是在球場上，也不是在遊樂場，而是在昏暗睡房聽我母講故事。她不會講童話，只會講兒童不宜的故事，例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和《西廂記》。童年的我，對這些故事一知半解，但劉關張結義、孫悟空棒打白骨精、崔鶯鶯與張珙暗通書信，成為我童年的夢。

這「一千零一夜」的經驗，喚醒我收集和創作故事的天性。早在小學六年級，我便跟同學寫故事、畫漫畫，釘裝成書在班裡派發(可惜沒有生意頭腦，想不到要收費)。對故事的好奇心，也驅使我養成閱讀習慣。讀大學時，我到二樓書店兼職，更是近水樓台，隨手在書架拿起一本書就讀下去，從里爾克、羅蘭･巴特、大江健三郎、君特･格拉斯、辛波斯卡、村上春樹，甚至麥兜，無一放過。我喜歡讀小說、漫畫、傳記、歷史、藝術、品牌傳奇和科普書，它們都以故事方式展示世界，讓我藉著進出一個又一個故事，逐步理解自己和周遭事物的關係。

書店結業後，我保持著「隨手看書」的習慣，家中案前總放著幾本「閱讀中」的書，隨手拿起來看，半途放入書簽。每次出街都會隨手帶走一本，我喜愛在等人、等車和乘搭地鐵時讀書。我的閱讀經驗無疑是斷續、是充滿干擾的，這同時成為我的城市經驗，往往在車上埋頭讀書，抬頭已錯過幾個站了。最近，我放在案前，又隨時帶到街上的書，分別有村上春樹的《1Q84 3》、《古代志怪小說》和楊照的《故事效應：創意與創價》。

引用楊照自己的話，這是一本「關於故事的『故事』書」。書裡有一個接一個的故事，從美國總統選舉的軼事、迪士尼童話、《後漢書》的人物傳記，到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士故事都有。透過這些故事，作者告訴我們，喜愛故事是人的天性，然而規律的生活磨損了我們對於故事的敏感，同時也弱化了說故事的本事，如果我們能夠重新培養說故事的能力，就可以在這故事貧乏的時代，刺激創意，創造價值。

我不知道最終是不是能夠這樣做，這年代人人都講求創意，將創意、創作、故事變成搖錢樹。不管楊照說的是對是錯，我還是那麼喜愛故事。書裡就有幾個我覺得很有趣，印象深刻的故事。

其中一則是有關戰國時代三位名將的。有天，德川家康、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三人在醍醐寺飲酒。主人豐臣秀吉特別介紹樹上的夜鶯，讚其啼聲美妙，請客人細聽欣賞。夜色籠罩，然而預告的夜鶯卻遲遲未啼。織田信長皺著眉頭說：「如果夜鶯應啼未啼，我會殺了牠。」主人豐臣秀吉笑了笑，說：「如果夜鶯該啼未啼，我會逗牠啼。」德川家康在座位上伸伸懶腰，過了半晌說：「如果夜鶯該啼而未啼，我會繼續等牠啼。」

這是個杜撰的，寓言式的故事，然而故事裡的三人個性差異，精準無比。不但表達出他們對夜鶯的態度，還有人生追求的目標、心中的期待，塑造出強悍暴烈的織田信長、柔軟善誘的豐臣秀吉和擁有驚人耐心的德川家康。這個故事讓我們更認識故事，原來故事拒絕普遍性，它追求特色和區別，提醒我們人間的多元多樣。

另一個是卡夫卡未完成的故事。據說卡夫卡死前，要求朋友將作品全部銷毀，但友人沒有聽從，發表了他的三部長篇小說。人們還找到他留下的筆記簿，其中有一篇未發表的小說，名字叫〈中國長城建造時〉。小說用誇張的筆法，寫長城的龐大工程。築長城的方法是：二十個民工成一隊，每隊負責修五百米，鄰近一隊也造五百米，將兩段接在一起。可是兩段接好後，卻不是接著這一千米的城牆繼續施工，而是把這兩隊人調到別的地方，再用同樣方法築牆。於是，到處都是一段段長一千米的城牆，彼此間留著許多缺口。結果從北方來的遊牧民族，可以輕易從缺口入侵，長城根本起不了防禦的功能。

小說解釋，分段建築長城是必須的。不能讓一隊人遠離家鄉，在荒無人煙的地方，日復日地砌石頭。五百米是他們忍受的極限。因此，蓋到五百米，趁著他們得到階段性的成就感，便得趕快讓他們到別的地方，路途上他們可以看到別人蓋的一段段長城，從而相信長城終有完成的一天，他們又看到自己的國家有多遼闊、多富庶、多美麗……卡夫卡寫的，並不是真實的中國長城建造史，他不熟悉中國歷史，但卻能夠看出，蓋長城的故事，團結了中國人、創造出共同體，甚至創造了國家。原來故事有這樣的威力。

楊照引用這則故事，說明故事創造價值的說法已跳出產業和財富的迷思。故事的力量不至於此！藉此我重新梳理出故事對我的意義，也能夠找到更確切的說法，解釋為何故事這般吸引我。起碼這不僅是戀母情結和對童年的緬懷。

除了沉迷故事，我也是個沉迷上網的人。《故事效應》這本書，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，所謂沉迷上網是怎樣一回事。過去，我們以為沉迷上網，是對科技、資訊的迷戀，發展到今日則是對社群的依賴。然而在築長城的故事啟發下，我們是否也可以說，沉迷上網是對故事的迷戀？從書刊到收音機，電視到網絡，媒體不斷發展，但不變的是，它們都是故事的載體。我們上網看短片、讀新聞、查看論壇最新的帖子，不過是在追逐真實或虛構的故事，就連朋友的Facebook status和tweet，其實也是令我們樂此不疲的微型故事而已。原來，我們始終留在母親講故事的昏暗房間裡。不過，網絡也有其他媒體不具備的特性，就是在網絡裡，每個人都是長城的建造者，我們閱讀、創造，分享故事，成為故事的一部分。

每格車窗都是一張明信片

鹿兒島市有電車，跟布拉格的電車相似，同樣是單層，但車身較小。這次旅行，我們多乘電車，偶爾搭觀光巴士。電車和巴士，有重疊的路線，但只有乘坐過的人才知道，它們帶來不同的風景，有互補的關係。

對旅行的人來說，電車有固定路線和車站，加上大部分的旅遊指南都會標示電車站的位置，在有充足資訊的情況下，會比乘坐巴士安心得多。地鐵也有固定的路線和車站，但它卻欠缺電車所擁有的，裝滿風景的窗格，每格車窗都是一張明信片。

乘搭電車不單是為了便宜和懷舊，而是它帶來另一種觀看城市的可能，尤其在香港這個環境愈發單調的城市，電車給生活多一種選擇，給香港人一個喘息的空間。

 

兩個文學班學生

某校去年沒有找我去教寫作班了，算是一個階段的結束吧。回想起來，更多的是勞氣的片段。學生喧鬧不堪，我氣得逕自走出班房，頭也不回。學生睡覺、做功課、在抽屜裡玩手機，都是家常便飯。而他們都是文學班的學生，我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了。這年代還遇得著文學班的學生，可以教新詩。

可能某校也開不成文學班，所以寫作班也就告一段落。近日，該校的兩個舊生分別寫了些散文，來問我出版的途徑和意見。這時才發現，原來撒出去的種子，有一兩粒長起來了。他們在課堂上本就是認真的學生，只是我沒想到他們的志願會是作家。

他們傳來的文章和問題，我一時間也未能好好去讀，仔細回覆。不過我總算多了點力氣，去面對大疊未改的學生習作。

秘書小姐

讀王文興和遠藤周作的對談，談到寫作習慣，遠藤說：

「我平常寫小說是用紅筆以很小字體寫在純白紙張上；寫完之後請秘書小姐謄過一遍，我再修改，等付印時我自己校一遍，同時也修改，最後才印出來。所以前後修改三次。」

又紅筆又白紙，視覺效果非常強烈。我想起《在島嶼寫作》裡，王文興把字詞寫在小紙片上，反覆思量與琢磨，一如解讀、拼合神秘的咒語。

可重點是……秘書小姐！

請給我一個秘書小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