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《狗說》

(這是去年底應台灣作家夏夏邀請，替她的小說寫的一段推薦語。)

夏夏在《狗說》的後記說，因為家裡的狗離世了，促使她開始寫這部小說。

這讓我記起，零五年自己出版第一本書，也是母親離世之後。寫作一直與遺忘，以及人間的苦痛抵抗，卻顯得蒼白無力。正如書中的媽媽依賴家務、消費、保健，對抗著自身和家庭的許多問題，她努力適應身份的轉變、維繫面臨破碎的家庭、克服癌症；書中充斥著人面對虛無的一份無力感。虛無並非死亡，而是病痛、衰老、冷漠，還有為了抵抗這一切所花的力氣。

《狗說》表面上是一部台灣小說，但在全球化趨勢下，我把它讀成一部探討香港問題的小說也不為過，我們的生活模式，以致虛無本身是何等相似，幾乎跟所有城市人面對的一樣。

會說話的狗、在健身室出現的神秘之吻，這些超現實情節不但牽引著我的好奇心，也讓我明白，在人生的虛無底下，要活下去必須緊握著一份信仰或是信念。這就像書中的媽媽，堅信狗會說話，並且追尋，獨自旅行進入青光眼口中的森林和曠野。

《狗說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，但它的魅力在於面向每一個人，不論男女，皆可以藉著這本書，穿越曠野，尋找自己的療癒與歸宿。

告別的儀式

(此文收錄在《字花》46期，主題「極慢速」)

僵直的魚身，在水管一端，平躺在一塊圓石上，看來比石頭更冷更硬－－微弱的水流在圓石四周劃出無形的線條，過於平靜，絲毫不能撼動這比死亡更頑固的屍身。這刻，它尾部向下，白肚朝天，以一個陌生的姿態看著我。然而那隻眼睛和平常一樣不會怠倦，沒有眼簾，永不闔上，由一組黃色的肌理，圈著微細的一個紅點。眼神既是堅決，也像懷疑，它正置身一個巨大的問號裡，被層層覆裹，從此不得解脫。我看不出它有任何痛楚，即使有，我也不會知道，那個張開的三角形小嘴，不再合攏，說著我不曉得的話語，可能是有關死亡的喜悅，或是自由的詩歌。而我被困在一片玻璃外，與此失之交臂。

晚上，我回家不久，便發現它豎在水裡一如海上的浮標。但它要引導誰呢？它的同伴們如常游動，呼吸、覓食、排泄，滿有活力也極度無知。這刻，只有我在意浮標的指引，只有我和它一起，在這之前的兩個星期，它已經吃得很少，瘦溜的身體在石卵之間游曳，突兀地經常沉於缸底，彷彿想要刺痛我的眼睛，只怪我太遲鈍了。

生前，它又名為孔雀，這刻它也不打算放棄這個名字。寬大的尾巴已經被同伴嚼爛，像一塊狼藉的布絮，但絲毫不減原先的光輝。只是那種紅色變得黯淡，令人想起不再新鮮的牛肉，在縐紙一樣的紋理中，點綴著銀色的斑點，在燈光下閃耀著，這是連死亡也帶不走的一點光，就像浮標在黑夜裡依舊閃亮。身體上的銀斑倒是熄滅了，變成黑斑死命地抓著，不被水流沖去。氣石繼續冒出氣泡，為魚缸注入新鮮的空氣，但始終喚不醒它身上的黑斑。本來透明、可以看見魚骨的部分，變成混濁的白色，這白色延伸到它的生殖器位置。平時貼在腹部的生殖器，會一百八十度翻起，追逐游過的雌魚，這刻也不再豎起了，而是變得比魚鰭還要細小，緊貼腹部，彷彿生命在此宣告投降，以一個美麗的姿態下垂。

－－我的手指在水管的另一端放開，它便連同水和排泄物，滑到水管中央，完成最後一次的游動。它表現得多麼笨拙，頭尾倒轉，魚鰭擺動的幅度小得難以察覺，身體硬直，就像剛出生的幼魚不懂游泳，動作滑稽。在綠色的透明膠管裡，它變成灰灰青青的，樣子像一個標本。本來紅色的地方變成瘀色，魚眼隔著一片毛玻璃似的，眼神比上一刻軟弱無力，原本會閃亮的魚鱗失去光澤，被塑膠水管的反光取代。光滑的水管反射著魚燈和光管的光線，形成一道青白色條紋，剛好與它的身體重疊著，看來多麼詭異，但它不曾感到不安，還是比所有生靈還要安靜。同伴在膠管外面游過，轉動著好奇的、空洞的眼珠。這一動與一靜便將生死分別出來。

我把它倒進馬桶沖走，聽水聲嘩啦嘩啦，看著流水劃出漩渦狀的潑墨畫，正如每逢有魚死亡一直會做的。一個告別的儀式。

指甲

(此文刊於《what. issue 1：自主身體》)

指甲，是身體的邊界，是我們與世界的一道界線。我喜歡指甲留白邊，覺得這樣才好看，正如陸地和海洋，有白色的海浪做交界。白邊要修得很幼，要剛剛好貼著指頭的肉，聽說指甲平均每天長0.1毫米，為了令白邊不要過長，勤於修剪也是必要的。

小時候，我總是被母親捉起來剪指甲。她是車衣女工，不但會用指甲剪還會用剪刀。感覺裁縫鉸剪的刀鋒貼著指頭遊走，我不懂害怕，只覺得痛。「剪得太深了」我說，母親於是放輕力度，但很快又故態復萌，她最討厭留白邊的指甲。

高小開始，我學會用指甲剪。剪指甲於我來說，更似一場遊戲。坐在沙發或椅子上，地上鋪一張報紙，剪的時候，斷甲不能飛出報紙邊界，都要落在黑白分明的文字上。有時，指甲斷開、掉落，我甚至單憑聲音，便知道它們是掉在報紙還是彈到地板上。

小學時代，流行筆仙和碟仙。當時我一邊剪甲一邊想，甲仙也是一個不錯的玩意。對著報紙，手執指甲剪，默想要求問的事情，看看指甲的掉落帶來什麼啟示。有時候，一隻指甲要分兩三次剪，碎屑落在不同的字詞上，便會拼湊出帶來無限聯想的句子，把神秘與現實連接起來。

現在，我已經不會鋪報紙剪指甲了。我會帶指甲剪到澡室，對著馬桶剪，跟男人如廁一樣，這是另一個關於精準的遊戲。那短短的數分鐘，我會一邊剪，一邊想著別的事，例如小說的情節，因為不夠專注，指甲不時飛走，忘了剪一兩隻指甲也是常事，等到發現過來，可能已經是幾日後的事了。

我還是會在指甲上留一小條白邊，那是一個個永不休止的白浪，湧向世界，退了又來，源自體內那無盡的海。

完整的煙花

這篇散文，收錄在匯智出版社15周年文集《文學‧香港》，記的是兒時的藍田回憶。 

沿著石級走下去，繞過藍田邨徙置大廈，再過一個遊樂場，便到我唸書的小學。每天上學前，母親都會牽著我拾級而下，徒置大廈每戶的窗子都裝有鐵網，貧瘠的植物和色彩繽紛的晾衣竹從網子裡伸出來，好像向我們招手。

母親每天給我五毫作零用錢，我把它們放在小小的、有拉鍊的皮袋子裡，儲夠兩三元便到學校裡的小賣部買零食或維他奶。這一個個五毫硬幣，就這樣被我「吞」到肚子裡了。當時父親在貨櫃碼頭工作，每天早出晚歸，母親在家裡車衣，只要她踏下衣車的腳踏，機器便會發出隆隆的聲音，線轆像旋轉木馬飛快地轉。

那時候，爺爺還在，妹妹兩三歲，我們住在藍田邨徙置大廈十五樓，兩個相連的單位裡。兩個叔叔還未結婚，跟我們住在一起，一家八口，空間還是寬敞的，有兩個洗手間，一個廚房，一個洗衣晾衣的露台。依稀記得，家裡的牆壁都髹成粉綠色，雪條都放在蘋果綠的冰箱裡。

想買雪條和其他零食，只要走到鄰居那邊，總有一個伯伯看守著冷凍櫃和各種小吃，我最愛吃的一款雪條是圓柱形的，有椰子味和西瓜兩種口味，拆開包裝紙，便是白色或紅色的棒子，可以跟其他的孩子玩格劍。大廈裡還可以找到理髮店和麵檔，也有人把家當作車衣或加工工場，一邊幹活一邊管教孩子。

常常有這樣的下午，衣車好像永不停轉，妹妹坐在地板上畫圖，我伏在小摺桌前寫生字。衣車旁邊擺放著幾大袋布料，母親踩下腳踏，雙手一推，讓繫著棉線的撞針在布和布的空隙間密密細縫，有時，她會捏著線頭，聚精會神地想要穿過針頭的小孔。我做完的功課，都會給她查看，她見我用左手寫字寫得醜怪，便生氣起來，用橡皮膠把它們擦個清光，要我重寫一次。而我，只是記掛著卡通片的播映時間。

那時候最愛看的卡通是「六神合體」，還嚷著要父親給我買一套超合金。當時我並不知道超合金有多昂貴，結果絕少生氣的父親，也被逼得對我又打又罵。後來，有一個月尾的晚上，父親帶了一盒機械人玩具回家，雖然不是真正的超合金，只是塑膠成份較重的版本，但我還是非常高興，要跟表弟和鄰居的孩子炫耀一番。

我還記得「機動戰士高達」，不過四五歲的我看不懂，只記得名為渣古的綠色機械人降落的畫面。每當電視接收不良，畫面出現雪花的時候，父親便會走上天台，調整魚骨狀的天線。住十五樓的我們只要大聲叫喊，便能跟他通訊了。「畫面清晰了嗎？」「還沒有。」「比之前更差了。」「現在可以嗎？」「變清楚了。」我伏在窗台前，變成父親和母親的傳聲筒。

我有一個習慣，每天清早刷牙洗臉後，和母親到露台眺看窗外的一座山。母親說那座山叫做魔鬼山，我便想像各種恐怖的故事，還有山的背後是什麼。不過我們的目光，還是流連在可見的現實裡。我們常比賽，看山頂上有沒有人，有的話又有多少人。每次我都比她看得更清楚，我能分辨山頂上的是人還是樹，也看得出那些人正在上山還是下山。至於母親的視野，在一次一次把線頭穿過針孔之後，變得狹窄而模糊了。

廚房是我祖母的重地，常常可以聽見她切菜剁肉的聲音。我最喜歡吃她做的田雞飯。有一次她買了田雞回來，我很高興，到廚房看她做飯。她手執菜刀，乾淨俐落地把田雞斬頭脫皮。然而有一隻田雞，頭被斬了，竟還雙腿一伸，跳到碗櫃，祖母想要捉住牠，奈何牠亂跳一通，我來幫忙倒是更亂，結果只能眼白白看著田雞跳出窗外，變成高空擲物了。

聽說祖母從前是富家小姐，香港淪陷前，讀過書，會一點英文。因為戰爭，家裡變成一無所有，要為家人抬米袋，但她的米袋竟是愈走愈輕的，原來是日本人用刺槍把袋刺穿，讓米都白白流走。她還告訴我，那段日子常常要躲避炸彈，但她還撐過來了。

爺爺是行船的，一兩個月不在家裡是常事，所以我跟爺爺在一起的時間很少。星期日，爺爺會叫我去茶樓，但我不愛飲茶，常常不肯起床。他會改口說我們去飲西茶吧，我便起床了。徒置大廈樓下有一個大排檔，可以吃到腸仔煎雙蛋等西式早餐。還記得爺爺最愛喝冰檸檬茶，我喝的是玻璃樽裝牛奶。有一次好奇的我試了一口冰檸檬茶，覺得太苦了，爺爺因為成功作弄孫兒，樂得哈哈大笑。

吃完早餐，我們會到學校門外的遊樂場玩。那裡有搖搖鴨、猴子架和火車洞，有一張照片是我和妹妹穿著背心短褲，一人騎著一頭搖搖鴨，背後是個小斜坡，有樹木和欄杆，一片鬱鬱的灰綠色。

這個遊樂場，其實是我們一家賞煙花的平台。藍田在山上，每年農曆年初二，吃過晚飯，我們一家人便會沿著石梯往下走，中途便可以看見維多利亞港上空盛放的煙花了。走到遊樂場，煙火好像變得更大，更近。然而因為離維港太遠，都是無聲的煙花，有時只能看見半個光圈，或者是捲入風裡的火焰，都是不完整的煙花。

不過，我依稀感到是完整的，之後的日子，再沒有這麼完整過。

很快，兩位叔叔便結婚了，一個跟太太便搬到木屋區去，另一個搬到哪裡住我卻記不起來。爺爺因為心臟病發，離開了我們。父親帶著祖母、母親、妹妹和我，乘坐貨車要搬到沙田去，路上可以見看見，徙置大廈上貧瘠的植物和彩色的晾衣竹，從鐵網格裡伸出來，向我們揮手道別。